吴晗（历史学家）

吴晗（1909-1969），原名春晗，字伯辰。吴店苦竹塘村人。著名历史学家。7岁始在乡村学堂读书，11岁时读<<御批通鉴》。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1928年入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1931年被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1934年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年仅28岁的吴晗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又到西南联大执教。1945年吴晗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1949年北平解放，吴晗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代表，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三届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以及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从1949年11月起，还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1957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受到“四人帮”的批判。

传记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爱国民主斗士。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国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遭迫害，含冤去世。

青少年时代

1909年8月11日，吴晗出生在距义乌县城约20公里的吴店苦竹塘村。

吴晗从小就很有悟性，7岁时，父亲将他送至金华傅村私立育德小学上学。教他语文和历史的老师杨志冰，很器重吴晗，认为吴晗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惊人才华。有一次，杨老师认为吴晗上课不专心，似听非听，就罚他“站”，要他复述课文。不料，吴晗不慌不忙，将2000多字的《祭十二郎文》流利地背诵出来，使老师和同学大吃一惊。

1921年，吴晗12岁，考入设在金华侍王府的浙江省金华中学读书。吴晗的同学中，有艾青和千家驹。

1925年，吴晗16岁，在金华中学毕业。吴晗一心想报考他向往的清华、北大这两座国内最高学府和黄浦军校。但因家境已不如前，川资难筹。加之父亲阻挠，未能如愿。其父就把他安排在苦竹塘小学当教员。

不久，父亲为吴晗订了—门亲，是吴晗父亲世交陈老伯的独生女儿。吴晗却无动于衷，他父亲大发雷霆。父子关系因为升学和婚事，趋于紧张。1927年暑假的一个晚上吴晗与父亲又为升学之事发生争执，父亲在急怒之中，打了吴晗。倔强的吴晗连夜冒着倾盆大雨，从家中后门出走。

吴晗的父母非常焦急，托人四处寻找，不见吴晗踪影。几天后，吴晗父母突然收到吴晗从义乌县城寄来的信，称升学无望，只好到天台山去做和尚了。天无绝人之路，正处于茫然之中的吴晗，得到了朋友们的资助，到杭州考进了私立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之江大学预科停办，他又到上海，考进了中国公学大学部。

吴晗在1930年写了处女作《两汉的经济状况》，受到胡适的特别欣赏。吴晗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向他求教并讨论有关《佛国记》和曹雪芹家世的学术研究。同年，当时也是反对蒋介石的胡适被迫辞职，离开了中国公学。吴晗用《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所得的80元稿费做路费，来到了他向往多年的北平。

1931年春天，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中日文编考部馆员的吴晗，从一本《婺书》中发现一条线索，然后考证了《少室山房全集》、《金华艺文忘》等多部著作，撰写了有三四万字的反映明代浙江兰溪藉文人胡应麟生平的《胡应麟年谱》。纠正了顾洁刚在《四部正讹序》—文认为胡应麟存年在60岁以上的说法，考证出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仅52岁。这部年谱莫定了吴晗研究明史的基础，也进一步得到胡适的首肯，吴晗的明史研究从此起步。

在清华园

1931年盛夏，吴晗考入他久幕的清华大学史学系。这时他家境已败落，一切入学和生活费用都要自筹。吴晗一边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清理清代档案的工作，一边发奋读书。他在胡适的指点下，主攻明史，据清华大学档案记载，吴晗每年都要攻读中外历史课程七八门，门门都是上等或超等。1931年到1937年，他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

1933年，吴晗24岁，比他年长两岁，有清华大学“校花”之誉的袁震出人意料地爱上了他。袁震思想进步，博学多才，追求她的英俊男子不乏其人。吴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穷学生，一件母亲亲手为他制作的的蓝土布长衫一穿就是好几年。袁震却独独被吴晗所吸引，她爱吴晗的勤奋、正直、有才和热诚。

吴晗在清华读书的岁月，正值民族危难之时。这段时间，他读得最多的就是记载明末一批有气节的读书人组成的东林党人与阉党作斗争事迹的《碧血录》。胡适等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要他“读书救国”。但吴晗更关心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他有义乌人那种强烈的“刚正勇为”的正义感。他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鲜明的态度：“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的历史，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

1957年，吴晗在入党时写的一份自传中，曾这样写：“他们（指胡适等教授）想错了，我毕竟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条道路，我走得很慢。”“是这些人（指袁震的姐姐中共党员袁傅之、大革命时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袁震、同乡吴泽、中国公学陈晖、参加民先的弟弟吴春曦等）逐渐影响了我的思想立场，胡适相对削弱了。”

烽火岁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晗随清华大学南迁。战争形势越来越恶劣，昆明受到威胁，物价飞涨。袁震经常生病，住在乡下，吴晗上课来回要走40里路。严酷的现实，使吴晗越来越痛恨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权，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出路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1941年8月，吴晗和袁震一起在重庆曾家岩看望了董必武。

1943年，吴晗积极参加了中共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接着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直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吴晗先后介绍了闻一多等人加人民盟。在报刊上撰写了许多锋芒直逼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檄文，多次上街在群众集会上讲演，与闻一多一起被称为“狮子”、“老虎”。为点燃思想之火，翻印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朱德总司令的《论战后战场》等著作，向大后方提供革命火种。吴晗、闻一多等人办起了秘密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在震惊中外的“一二·一”爱国进步学生运动中印刷了大量文件，发挥了“精神火药库”的作用。

1946年6月9日，吴晗陪袁震到上海治病，住在吴春曦家。他心系故乡，“金鹁鸪，银鹁鸪，飞来飞去飞义乌”的那支民谣一直在他心中回响。他乘袁震住院期间，于6月25日从上海出发，在杭州与小妹妹吴浦星会合，搭乘火车到诸暨，次日又搭乘大卡车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义乌吴店苦竹塘村。吴晗在家逗留了四天，有感而发，写下了《浙道难》、《记第八大队》、《真空的乡村》等反映40年代后期浙东乡村真实面目的随笔杂感。他称杭州到诸暨的铁路是“最坏的铁路，最坏的车厢，最龌龊、最无秩序的”。吴晗在《记第八大队——还乡散记之一》中写道：“第八大队成立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武装斗争，一步步有计划地展开，得到了人民衷心的拥护。”

吴晗回乡也惊动了当时义乌县县长，他们的“耳目”将吴晗的行踪与有关谈话都上报给县长。已经具备对敌斗争经验的吴晗当机立断，离开苦竹塘回到了上海。

1946年7月，吴晗在上海惊悉他尊敬的战友李公仆、闻一多被特务暗杀。虽然他知道自己也已上了暗杀的黑名单，但还是忿然写出了《哭公仆》、《哭一多》的悼文公开发表。在上海各界公祭大会上，他发表厂声讨蒋介石和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演说。

周恩来就李、闻被暗杀事件，特地从南京梅园新村赶到上海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大义凛然地痛斥国民党卑劣的行径。6月17、18日晚上，周恩来在张君励住处亲切会见了吴晗，充分肯定了吴晗在民主运动中所作的贡献。

走向解放

1946年8月底，吴晗回到了离别9年的清华园。这时，清华大学也从云南迁回北平。吴晗很快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他一边教书，一边积极参加民盟活动。吴晗在清华园的住处旧西院12号，成了中共地下党和进步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秘密场所。

1947年中秋节第二天，大雨倾盆，在孙连仲那里当少将参议的地下党员王冶秋（解放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匆匆来旧西院12号找吴晗。王冶秋说情况紧急，当时在国民党十一战区担任高级顾问而实际是在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不断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直接发电报的地下党员余心清（电影《水不消逝的电波》即以他的事迹改编的），突然在今天被捕。王冶秋是从后门溜出来的。当天晚上王冶秋就睡在旧西院12号地板上。次日，王冶秋换上了吴晗的旧蓝布褂，破毡帽，戴上一副墨镜，从清华园到东便门，上车经天津奔向了解放区。

1948年8月，国民党特务在北京进行了“八·一五”大逮捕。北平警备司令指名道姓要“管一管吴晗”。吴晗已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了，于是同袁震一起化了妆，几经辗转，经天津到达解放区。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在西柏坡热烈欢迎吴晗和袁震的到来。毛泽东主席特别重视这位明史专家、民主斗士，在百忙中不但看了他1943年写成，1947年重新改写的《朱元璋传》，还专门约谈了两次。其中一次围绕《朱元璋传》彻夜长谈。

吴晗在解放区初步知道了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向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亲自给他回了信，“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当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过了几天，周恩来找吴晗谈了一次，说明了道理，还给予了鼓励。

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他担任了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校委会副主任。

1949年11月，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后，毛主席指示吴晗“要钻进去”。彭真同志要求吴晗做到四个要：“要有系统地研究和解决问题；要全面部署，统一安排；要到群众中去；要联系工厂和合作社。”吴晗以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为重点，很快摆脱了一时的被动，进入了副市长的角色。

吴晗对首都的文教卫体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深人实际调查研究，又千方百计支持筹建了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北京少年宫、少年科技馆、少年之家、首都图书馆、中国书店、龙潭湖教学植物园、北京电视大学等一大批文教单位。

1951年夏，吴晗在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时，参观了民主德国蔡斯光学厂所在地邦那天象馆，对天象馆在科普教育上的特殊作用非常肯定。回国不久，就提出在北京建天象馆的意向。1954年，吴晗批示请市文委秘书长加以落实。特地从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将陈遵妫同志调到北京，主持筹建工作。

吴晗倡导建立了北京历史学会，兼任了第一任会长。每年开一次年会，举办几次有影响的学术讨论会，先后开展了关于中国土地所有制、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的大讨论。仅1962年一年，学会兴办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就达11次之多。

与此同时，由吴晗亲任主编，编辑出版了150种《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1963年前后，故乡义乌苦竹塘村图书室也收到了吴晗亲自寄来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近百册赠书。

吴晗对首都的文物古迹保护，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积极支持建设首都博物馆，他支持保护古代冰川遗迹和对长城、雍和宫、戒台寺进行修缮。1953年吴晗为拆除有倒塌危险的景德坊曾给周总理、彭真等写过信，为筹建北京市博物馆又给彭真、刘仁、张友渔写过信，从这些书信和吴晗两次主持召开文物保护专家会议的有关史料中，可见吴晗所持的科学、慎重的态度。

吴晗和郭沫若、沈雁冰、邓拓等提出开掘定陵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吴晗对定陵的考古发掘非常关心，不顾严寒，几次亲临现场指导，对其中地下宫殿、通道、停放朱翊钧和两后的棺停、随葬品了如指掌。1956年5月，吴晗组织民盟北京市委委员前往参观时，亲自担任讲解，连专职讲解员也听得律津有味。

吴晗矢志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副书记刘仁的介绍下，吴晗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晗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他于1953年1月3日，1953年2月3日，两次写信给义乌县县长（后一封信与其弟吴春曦联名），要求把土地改革后分到的一切财物包括房产在内、农会代管的十五六担稻谷，全部捐献给人民政府。

从《朱元漳传》到《海瑞罢官》

吴晗是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勤奋多产、实事求是的史学家。从1930年他第一次给胡适写信并撰写了第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到1966年他违心地写了《是革命，还是继承?一一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他一生撰写的学术论文、札记、杂文、知识性文章达600余篇。已出版的著作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读史札记》、《学习集》、《海瑞罢官》（剧本）等。吴晗还主持了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以及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规模宏大的学术项目，获得重大成果。

吴晗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明史专家，他对明史的研究，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了扎实的功底。从1932年到1935年，吴晗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北京图书馆去阅读《李朝实录》，抄录其中有关中国的史料，前后足足抄了80本笔记。

1934年6月，吴晗在北京捆京大学出版的第15期《燕京学报》上发表了研究被朱元璋诛杀的丞相胡惟庸的学术论文《胡惟庸党案考》。以前史书给胡惟庸定的罪状，是他与进京时带来的将兵器藏在大蜡烛里面的几百个日本人一起谋反里通外国之罪。吴晗经过严密考证，发现朱元璋了胡惟庸之后，废了丞相，六部改由自己直接管辖。朱、胡之间纯属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吴晗将这些莫须有罪名都推倒了，成了第一个还胡惟庸历史真面目的明史专家。

吴晗对明史研究，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他对建州女真族史的考证。他与董必武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发现努尔哈赤效仿了《三国演义》里“蒋干盗书”的故事，挑拨明朝镇守宁远大将袁祟焕与崇祯皇帝的关系，结果借崇祯之手把袁祟焕杀了。1962年，吴晗对《北京日报》一位记者表示，他计划写一部研究女真族成长壮大以致建立政权过程的建州史。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943年，吴晗写的《朱元璋传》，发表时被重庆中央大学教授陈栓改为《由僧钵到皇权》。旨在通过明太祖大搞特务统治，达到指桑骂槐攻击蒋介石的目的。但由于战争年代史料贫乏，又加之指桑骂槐的用意太直露，显得学术性不够。吴晗于1947年改写，书名定为《朱元璋传》。吴晗以后在10多年的时间里，又认真加以修改了几次。1954年前后，曾印了100本油印本，征求各方意见。1965年正式出版，新版《朱元璋传》，规模已从8万字增加到10多万字。

1959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提出要学海瑞敢讲真话的大无畏精神。后来，胡乔木找吴晗，要他写一篇有关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吴晗很快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吴晗接着又写了一篇《论海瑞》，发表前交给胡乔木先看。胡乔木在庐山会议之后，对《论海瑞》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将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的提倡“左派”海瑞而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而不是假海瑞的意见告诉了吴晗。吴晗很快对文章作了修改。《论海瑞》发表在1959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显然，吴晗介入研究海瑞，直至写出了《海瑞罢官》剧本，一方面是由于海瑞是一个明朝的清官，但更重要的一方面，他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的。

1961年初，《海瑞罢官》公演后，首都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廖沫沙在2月16日的《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祝贺，认为这是打破“史”与“戏”这两家门户的创造性壮举。毛泽东也称赞了吴晗的剧本。

正当人们为吴晗在《海瑞罢官》中塑造了一个敢讲真话、敢斗恶势力、为民伸张正义的清官形象而叫好喝彩时，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却已恶狠狠地要向吴晗及《海瑞罢官》开刀了。

最后岁月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正式出笼。文章将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为“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闻讯后，怒不可遏，他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竞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邓小平、万里等平时和吴晗都非常熟悉，小平叫他“教授”，万里叫他“吴老晗”。从容自若的小平，照样请他打牌，他见吴晗心事重重，总是出错牌，就安慰道：“天塌下来，也有大个子（指彭真）顶着嘛!”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二月提纲》和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通知》不但为批判吴晗定了性，不仅把矛头指向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样的文人，不仅是指向彭真这样的资深政治家，而且直指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就在《五一六通知》发表次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服安眠药永远离开了人间，形势越来越险恶。吴晗的养子吴彰回忆说：“爸爸三天两头被造反派拉出去游斗。并把他绑在烈日下的枯树上，从脖颈处往他衣服里灌被晒得滚烫的砂子，用皮鞭抽他，揪他的头发。”

刚正不阿的吴晗并没有向这种惨无人道的侮辱屈服。他对秘书郭星华说：“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他对也在“文革”之中被迫害致死的养女吴小彦说：“只要我不死，就要和姚文元斗到底!”

1968年3月，康生、谢富治、江青一伙将吴晗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4月，长年病号的袁震被送进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

1969年3月17日，袁震被允许回家看病。住在楼上的万里，特地送来了一锅红豆稀粥。当夜她突发重病，医院不肯全力抢救，袁震最后的声音竟是：“我想再喝口稀饭！”而此时吴晗正处于生命危急之中。1969年10月11日早晨，吴晗不明不白地被折磨致死，成为在那场罕见的浩劫之中又一个不屈的冤魂。

是日，吴彰和吴小彦突然被接去探望父亲。当汽车驶近医院时，来人对他们说：“吴晗已经在今天早上死了。”吴彰和吴小彦顿时哭昏过去，他们拿到的是吴晗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的香烟。吴晗的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对“四人帮”及康生制造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冤案予以彻底平反。9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吴晗和夫人袁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方毅、邓颖超、胡耀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主持，第三书记贾庭三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吴晗不断革命坚持战斗的—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1983年12月，彭真同志以革命家、政治家的高屋建瓴的眼光，概括了吴晗的一生以及吴晗之路的意义，并作亲笔题词：“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

1984年夏天，日理万机的邓小平收到了中央信访局转来的吴晗胞妹吴浦月的来信，满足了她的请求，于8月31日亲笔为清华大学修建纪念吴晗的晗亭题写了“晗亭”二字。不久，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也亲笔为因纪念吴晗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而修葺一新的吴晗故居，题写了“吴晗同志故居”。

1984年深秋，在义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吴晗活动。廖沫沙、高戈等千里迢迢专程前来参加。邻乡邻村的乡亲四面八方涌来，将苦竹塘的小巷小弄挤得水泄不通。廖沫沙坐在独轮车上，不断向吴晗故乡的父老乡亲致意，缓缓走向吴晗故居。廖沫沙一走进吴晗故居，就老泪纵横，声音硬咽地说：“吴晗老弟，我来迟了!”

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曾深情写道：“痛良友安眠地下，喜海瑞重返人间。”

吴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吴晗的精神长存。

主要参考资料：

《吴晗自传书信及其它》，中国人事出版杜1993年12月版

《吴晗传》，苏双碧、王宏志合著，上海人民出版杜1998年11月版

《故乡的怀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11月版